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都擅长描写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柳永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他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举例说明柳永和周邦彦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1、丰富词调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是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柳永还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2、雅俗并陈词本来是从民间而来,敦煌曲子词,也多是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后,渐渐被用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感。柳永生活在市民阶层已渐壮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迹青楼酒馆,对市民的生活相当了解,柳永表现女性生活、感情的词作,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使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但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又相当的典雅。羁旅行役词,多和怀才不遇、天涯沦落有关,这一类词抒发的是士不遇的感情,这本身就属于“雅”的范畴;在创作手法上,柳永还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用典使事,遣词造句,无不体现了“雅”的特色,使其词呈现出雅俗并陈的特色。[53][51]3、表现手法①抒情的自我化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采用的主要是“代言”的抒情模式;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尽情地抒发了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是这类作品的典型。②语言的通俗化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副词“恁”、“怎”、“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③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柳永词《凤栖梧》(黄仲金书)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定风波·自春来》不加掩饰地吐露了青年女子的生活愿望,写景状物,运用白描手法,描述十分精细。④结构巧妙同时,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54-59]后世影响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58]。
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慢词艺术的不同
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 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长期与歌儿舞女在一起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但不甘约束而狂放不羁,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以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妓女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陈锐认为“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碧斋词话》)。如:《洞仙歌》此词极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而嬉戏的生活情景。《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极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还有著名的《望海潮》,词中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京城如此,京城以外的城市又怎样呢?《一寸金》描写了成都景致,其中“雅俗多游赏”一句,表明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群众竞相游赏的乐景象;《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未免坎坷。因此,他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如《迷神引》、《双声子》等。 而相对于柳词,周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因周邦彦生活面的狭窄,词的题材未能超出传统内容:一是艳情词几乎占了《清真词》的全部内容。代表作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二是少量抒写宦海感慨和羁旅之思的怀古伤今的词篇。如《苏幕遮·燎沉香》表达了家乡的美好和自己深怀渴慕的心情。总之,周邦彦的词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及柳永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往往显得较为空虚、苍白。正如王国维所说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 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较俗的。他毫不避讳,甚至是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他对女性作充满色相的具体化、世俗化地描写。如:《驻马听》、《定风波》、《锦堂春》、《慢卷袖》中所描述的那样:“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菊花新》)为了直露地表现以上内容,柳永最爱用对女性声色体态及对环境香艳温柔进行描写的词汇,即所谓“语俗”。如写女性动辄是“嫩脸羞娥”、“风柳腰身”、“香靥深深”、“檀口含羞”、“抬粉面,携纤手”等。写环境是“洞房深处”、“凤衾鸳枕”、“深屏香被”等。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类似描写女性声色“套语”,体现了柳词俗美的语言风格。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大雅的成份。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 纵观柳词,确实存在着雅俗共赏的特点。相比之下,周词却是以纯雅取胜的。周词的纯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之雅。说其词内容雅,并不是说他不作艳情词,而是说他写这类词时多以“和婉委曲之笔写相思之情与心理之爱。”(《白雨斋词话》)这和柳永写性爱不同。因此陈锐说“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周词中的多数艳情词写得较雅,即使是那些狎妓之词,也尽量求雅。如《意难忘》,虽有“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的体态描写,但能就此煞住,转而进行心理描写,比起柳词,就较为典雅。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说的周词“不像柳永有时只知在“枕席”上滚来滚去。”另一方面,周词之典雅的风格表现在语言上。这主要体现在融化前人诗句、诗意,工于炼字炼句,善于对仗用典上。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
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旅行役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历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写《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关)。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作品在婉约词人中长期被尊为“正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或“词中老杜”。有《清真居士集》,已佚,今存《片玉集》. 周邦彦神宗时为太学生,因歌颂新法被擢为太学正,累官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另外,周邦彦的配偶是李师师,北宋末年的名妓,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多见于野史、笔记小说。据传,李师师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得到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更传说曾与《水浒传》中的燕青有染,传说爱慕燕青,由此可见,其事迹颇具传奇色彩,也间接证明了李师师的才情容貌非常人能及。李师师早年艳满京城,在仕子官宦中颇有声名,她与宋徽宗的故事也传为佳话,而宋徽宗被掳,北宋亡后李师师的下落也成为了千古之谜。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学习诗词,有功名用世之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离开家乡,流寓杭州、苏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京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遂一心填词。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暮年及第,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碱、泗州判官等职,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都擅长写羁旅行役之感,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学习诗词,有功名用世之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离开家乡,流寓杭州、苏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京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遂一心填词。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暮年及第,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碱、泗州判官等职,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邦彦词和柳永词相比,有何异同
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 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 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三、抒情方式不同:柳词直言其情,直抒胸臆;而周词 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 柳词直率明快、不粉饰、不雕琢,正所谓“皆无表德, 只是实说。四、结构不同:柳词平铺直叙,周词结构形态多样,手 法多变 柳词在结构上,以铺叙见长,但他的铺叙往往是平铺 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五、语言不同:柳词自由通俗;周词严谨工丽 柳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 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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